学院三等奖作品
作者姓名：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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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迈向经典之路 --以金庸小说为例浅谈通俗文化的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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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经典之路
--以金庸小说为例浅谈通俗文化的经典化
长期以来，以“鸳鸯蝴蝶派”为标志的现代通俗文学一直被新文学家、文学史家摈斥于现代文学之外，被看做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游戏。尽管出现了一批批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但是在严肃文学掌握话语权的中国文坛，通俗文学始终处于比严肃文学低一等的不公正地位。而到了新时期，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武侠言情通俗小说被作为消遣文学大量引进，迅速占据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并且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金庸，阅读其作品引发的“金庸热”已经构成了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被加以重新评估和认定，走上了“经典化”的道路。
1955年以后，金庸小说在香港陆续发表，渐次席卷台湾和大陆，同步辐射东南亚和欧美华人圈，大陆地区对金庸的接受首先发生在民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金庸小说悄然流传民间， 并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狂欢式”的阅读状态。金庸小说刚进入大陆文学场时，被视为通俗、娱乐的文学样式。很长一段时间，金庸小说一直处于“地下”、“半地下”的自发状态。说它“地下”，其原因有二，一是1980年代文学接续的是“感时忧国”的传统，是（新）启蒙、方法论、艺术激进主义的天下，以通俗为特色、以娱乐为目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不具有政治意识和先锋色彩的金庸小说，自然难以在严肃文学殿堂位列其座。其实，从某种意思上来说，对金庸作品的一如，很大一个原因是看中其能带给处于浮躁边缘，改革伊始的人们精神上的一种慰藉，愉悦他们的身心，实现其娱乐消遣作用。专业人士即便阅读也多出于业余爱好，当作“成人童话”，偶有评论也是赏鉴性、评点式的。
这一时期比较引人注意的是著名学者章培恒把金庸小说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进行比较，得出金庸小说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都高于《李自成》的大胆结论。在《李自成》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际，章培恒撰文指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来衡量，则金庸武侠小说的假中见真更具艺术感染力；若都以消遣性作品而论，“金庸武侠小说比起《李自成》来更具想像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 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录，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这种结论，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这个能动，从而拉开了研究金庸作品文学价值的序幕。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八十年代伊始，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开始吹响，一时间上自国家上层建筑，下至民野村镇，各个层面都处于万马初起，一片慌乱狼烟之状，社会各种制度法则均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文化机制亦是如此。因此，就纸制品和音像制品市场上来说，鱼龙混杂，粗制滥造的复制盗版品大行其道，金庸等通俗文学更是以“地摊”形式进入阅读视野，严重制约了金庸作品作为“精品”出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样由于在当时，金庸武侠作品的文学价值还未被发现，其商业价值自然也就随之埋没，正规出版社对之嗤之以鼻，没有正规出版社的包装与宣传，金庸小说更难引起严肃文学的注目，一直被认为是“低级”“粗俗”的代表，当然离“经典”的距离还很远。
这一面貌的改换发生在9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一直译出版高档严肃文学和学术著作著称的北京三联书店购买了全套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版权，使金庸小说从粗制滥造的、快餐式的大众读物摇身成为高级的文学文本。1994年对于金学的研究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几乎在三联书店出版全套金庸小说的同时，青年学者王一川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做了颠覆教科书的尝试：将金庸排在了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 老舍、郁达夫、张爱玲之前，而茅盾则落选。编选者解释说，这种座次排定是为了推翻以往“非文学评判系统的歪曲或颠覆”，“用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的结果。与此同时，学院讲坛对金庸敞开大门，表明学术界对金庸的真正接受。“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逐渐成为金庸研究的重镇。严家炎在1995年春为本科生讲授“金庸小说研究”选修课，并根据讲稿整理而成《金庸小说论稿》(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首先从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研讨了侠文化的作用，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的误解与偏见。孔庆东在数以百计的大学、媒体举办了关于金庸的讲座，同时, 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开设了金庸武侠文化的系列讲座，还将金庸讲到了韩国、新加坡。1996年，谢冕和钱理群主编《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赫然录入。”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称金庸的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和讲坛，获得了学术界的接纳。在中国传统的以忧国忧民、感时伤民为参照标准的学术界意识到，在民间施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金庸小说已在不经意间转移了其所占据的生存空间，金庸小说的存在及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可以从国家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 - 1997》得到印证。其专节介绍金庸，从文化意蕴、现代意识、艺术风格等方面评介金庸小说，甚至也同意金庸小说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行列”。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读) 中，选取了《天龙八部》章节，这也是金庸小说经典化的一大突出标志。
其实，从历史来看，无论雅文学或者俗文学，都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中国的《水浒传》、《红楼梦》，当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的书，只是到现代才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英国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国的大仲马，在十九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起决定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作家自身素养的高低、体验的深浅和文学表现才能的不同。
时至今日，研究金庸小说的热闹一时之间还不会散去，但是，透过这场喧嚣，我们看到的是文学作品在经典之路上的不断自我修正，曾几何时，通俗文学是受到五四以来先锋作家们的猛烈抨击的，更是文学经典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兼有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我们都不应该有任何不公允或误解性的评价以致定论。文学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高雅和通俗两部分既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所谓雅，所谓俗，都是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伴着金庸经典化的喧嚣，文学经典在未来，也许会成为让大众更易于接受的形式。